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刘裕和长安，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如果要问东晋历史上哪一次北伐最成功、影响最大，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开始的由权臣刘裕领导的北伐之战无疑是最佳选项。可这场战争其实也说不上完美收尾：在攻破后秦都城长安不久后，刘裕又失去了长安，并折损了不少兵将。从势如破竹到狼狈败北，这位刘宋开国皇帝可谓是在长安吃了一个不小的苦头。

　　一、 刘裕北伐后秦之战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八月，时为二十二州刺史兼中外大都督的刘裕主导东晋朝廷做出了北伐后秦的决定。此时后秦皇帝姚兴刚去世不久，其子姚泓继位却无法震慑群臣，后秦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所以无论刘裕是以何目的出兵，此时于东晋而言都是一个好时机。

　　在后来一年有余的作战中也证实了刘裕决策的正确性。在出兵仅仅两月后，东晋大军就拿下了后秦要地洛阳。次年二月，略加修整的东晋大军又从洛阳出发，一路向西，很快穿过潼关逼近了后秦都城长安。

　　从离晋北上到攻破长安，刘裕仅仅用了十四个月。而这十四个月还意味着一度强大的后秦就此覆灭。在粗略确认后秦无法翻身后，刘裕即统帅大军凯旋。但令他猝不及防的是他前脚刚离开长安，后脚就有不安好心者夺走了这方宝地。

　　二、 转身之后的长安失守

　　虽说刘裕北伐是为灭后秦而去，但在他逼近长安时，长安的老百姓其实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早在出兵伊始，作为汉人的刘裕就打出了“收复中原”、“修复山林”等口号。所以当晋军还未将后秦彻底歼灭，听说军队缺粮食的后秦百姓就开始自发地给他们送粮。在刘裕大军入城后，“长安安堵如故”。

　　长安百姓对刘裕的夹道欢迎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刘裕长安已被自己牢牢控制的“错觉”。恰逢这时奉刘裕之命留守建康操持东晋朝政的重臣刘穆之辞世。在众多将领亦认为暂时不必再西进吞并关中余下地区的情况下，刘裕便只在长安留下了自己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以及大将王镇恶、王修、沈田子等人，当即班师回朝。

　　结果刘裕前脚刚走，胡夏开国君主赫连勃勃就带着大军一路杀进长安。至于刘裕留下的驻守长安的一群人：沈田子最先领刘义真之命前去抗击赫连勃勃。但他惧于胡夏的势力，竟然选择了临阵脱逃。之后沈田子怕挨骂，便遣了使者向王镇恶汇报军情。结果王镇恶当着王修的面斥责了沈田子的使者。

　　沈田子气不过，便找机会杀了王镇恶。接着，王修又处决了沈田子。而此时长安最有话语权的刘义真因为听信了他人谗言，竟然处决了王修。是故待赫连勃勃兵临城下，刘义真只能让刘裕信任的朱龄石留守，自己带着余部匆匆出逃，将刘裕才控制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关中拱手送人。

　　三、刘裕与长安的“恩怨纠葛”

　　看到这，你或许会觉得长安失守好像和刘裕也没多大关系，将长安搞得一团糟的是沈田子和缺乏独立判断力的年幼刘义真。但其实早在赫连勃勃出兵长安前，不少人就已经将刘裕必失长安的未来看了个明明白白。

　　赫连勃勃之所以敢在刘裕大军势头正盛时出兵，就是因为看准了：“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如拾芥耳。”而北魏名臣崔浩更是在刘裕未灭后秦之前就下了定论：“纵使裕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有。”

　　在刘裕攻破长安班师回朝后，崔浩还评价：“秦地戎夷混杂，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

　　从赫连勃勃和崔浩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刘裕在灭后秦后匆匆回朝，目的在于以灭后秦之功进一步控制东晋朝廷，为自己之后称帝增加砝码。而因为对待长安的目的并不单纯，刘裕在离开长安时也并未对巩固自己在这一带的实力做多大努力，仅仅是留下了一个半大的孩子做统帅。

　　前文提到，仅是有人挑动局势，刘义真就选择了支持沈田子而把仅剩的大将王修也处死。这局面其实不能只怪刘义真太单纯，还得怪刘裕对留下的几员大将，尤其是王镇恶非常不信任。刘裕清楚王镇恶和沈田子本就有矛盾，但还是命这二人同时留守长安。且在离开长安前，刘裕还公开说过：“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

　　此外，正如崔浩所分析的那样，长安与建康风俗迥异。刘裕作为统帅只匆匆安排了在建康管用的那一套，却并未留心关中一带的特殊局势。因而这一决策上的客观失误不仅让从小在关中长大的赫连勃勃像割韭菜一样拿下了长安，还让刘裕付出了折损多名大将的代价。

　　但跳出关中得而复失一事，刘裕最终还是凭借夺长安，灭后秦的功绩受封为宋公，受九锡，迈上了称帝前的最后一个台阶。或许这也是刘裕对自己和长安的“恩怨”作的最后的判断：长安不过是称帝路上的一枚棋子，丢了长安只能算一个不大不小而可以掩盖的“黑历史”。“运气好些”，还能一石二鸟地除去不信任的
刘裕北伐失败的真正原因?刘裕在历史上的评价

　　刘裕两次北伐，前后灭南燕，破北魏，亡后秦，收复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后关中虽得而复失，但黄河以南尽入南朝版图，“七分天下，而有其四”。

　　江淮流域得到保障，为刘宋永初和元嘉年间，休养生息，出现“余粮息亩，户不夜扃”的局面，提供北部疆域的屏障，仍不失为取得较大成果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伐。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

　　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

　　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根据裴子野《宋略.总论》记载：刘裕曾计划在422年出征北魏，结果422年五月刘裕病卒，北伐取消。因此，刘裕如果北伐仅仅为了篡位，他何必登基之后还有意北伐。

　　同时裴子野还考证出，刘裕攻克长安时已经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计划：即先联合西凉(汉人)前后夹击北凉和西秦，灭掉这两国之后，再同西凉一起对付夏国(匈奴人)，灭掉夏国后，再联合辽东北燕(汉人)，三军齐发进军北魏，肃清河北，统一大业就此完成。若非，后方生变，加之刘裕灭后秦时，以致暮年，恐怕就不会有南北朝了。

　　总的来说，自永嘉之乱以来，北方被五胡侵占，华夏文明岌岌可危。刘裕之前的东晋几次北伐都无一成功，战果寥寥。而刘裕一改南方汉人羸弱的局面，大举北伐，横扫中原，战争波及今天的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山东全境，河南全境，陕西全境，山西南部，战争规模之大，远超此前的任何一次北伐。

　　而且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是中国割据时代，由南方政权北伐中唯一一个收复故都，取得最大成果的北伐，后关中虽失去，但自潼关东至青州，约即今天的陕西东部，河南全境，山东全境成为南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刘裕北伐最大的功绩在于使得汉族政权真正得以稳固，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其取得的功绩不容抹杀。正如宋朝史学家何去非所言“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